金融強監管重拳出擊，銀行大案進入集中治理期。頻頻爆發的銀行風險，讓銀行的內控制度面臨嚴峻考驗。

1月27日，銀監會通報了郵儲銀行票據違規案件處理結果：因違法違規辦理同業理財和票據貼現業務、非法套取和挪用資金，涉案票面金額達79億元，非法套取、挪用理財資金30億元，包括郵儲銀行在內的12家銀行，被共計罰款2.95億元，40余名責任人受到處罰。

巨大的涉案金額、“天價”罰款背后，隱藏在深處的是銀行員工道德風險。在銀監會通報中，案件被定性為“這是一起銀行內部員工與外部不法分子內外勾結、私刻公章、偽造證照合同、違法違規辦理同業理財和票據貼現業務、非法套取和挪用資金的重大案件”。此前，對廣發銀行惠州分行違規擔保案，監管也進行了類似定性。而在更早之前，銀行員工私售理財、勾結外部人員騙貸的案例，也屢禁不止。

是什么誘發了銀行員工內外勾結釀成大案？道德風險或是銀行內控“失守”的深層次誘因。近期通報的幾起大案中，監管都無一例外地指出涉案銀行內控失效的問題。

銀行道德風險頻發

銀行員工與外部人員勾結，非法套取資金、騙貸形成的道德風險，是監管年初以來公布的幾起大案的共性。

根據銀監會1月27日披露，2016年12月末，郵儲銀行甘肅分行對武威文昌路支行核查發現，吉林蛟河農商行購買該支行理財的資金被挪用，涉案支行原行長以郵儲銀行武威分行名義，違法違規辦理套取票據資金，非法套取挪用理財資金30億元，導致12家銀行被牽連，共計40余人受到處罰。

“違法違規辦理業務，關鍵是還挪用資金，金額這么大，這是典型的道德風險。”西部某銀行一位高層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從業務審核到資金挪用，中間要經過很多環節，印章使用、賬戶交易等不同環節均有不同崗位、人員監督，如果未經安排，對內部流程不熟，是不可能完成的，這屬于有系統的作案。

“構不構成道德風險，首先要看有沒有個人私利在里面。”華南某股份制銀行一位中高層人士說，道德風險雖無統一界定，但仍有幾個判斷標準：事先對虛假、欺詐等情形是否知情，是否利用職權提供方便甚至違規辦理，是否從中獲利。如果存在這些情形，肯定屬于道德風險。若事先不知情，亦未借機獲利，則屬于未盡職、失察的操作風險。

按照這些標準判斷，郵儲銀行上述案件顯然屬于道德風險。監管通報顯示，這起涉案票據金額達79億元的案件，被銀監會定性為“銀行內部員工與外部不法分子內外勾結”，存在違法違規辦理同業理財和票據貼現業務、非法套取和挪用資金等多種情形，涉案支行原行長不僅終身禁止銀行從業，而且被移送司法。涉及該案的相關機構有一些員工違規參與票據中介或資金掮客的交易，個別人甚至突破法律底線，與不法分子串通作案，謀取私利。

銀行內部人員的道德風險釀成大案，郵儲銀行并非個案。商業銀行最近幾年暴露的重大風險事件，內部人員的道德風險隱患，都是誘發因素。廣發銀行惠州分行違規擔保、浦發銀行成都分行違規放貸案，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類似情況。

根據銀監會通報，涉案金額超百億元、共計罰沒7.22億元的廣發銀行惠州分行違規擔保案，銀監會也做了“銀行內部員工與外部不法分子相互勾結”的定性。

而浦發銀行成都分行高達775億元的違規放貸案，雖然沒有使用類似上述定性，但監管明確界定為“浦發銀行成都分行主導的有組織的造假案件”，涉及編造虛假用途、分拆授信、越權審批等問題。

相對于上述幾起案件，案情披露較為完整的農業銀行“票據變報紙”大案中，內部人員在風險形成中所起的作用，體現得更為直接。

司法調查材料顯示，2015年3月，重慶票據中介王波與農行北京分行人員結識后，利用多家“過橋行”與農行北京分行開展票據買入返售。2015年5月，王波與農行人員共謀挪用票據二次貼現，農行北京分行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將入庫的銀行承兌匯票提前出庫，交由王波使用，最終終于引發大案。

最近，徐州銀監分局公布一起案件處罰，農行徐州分行被罰款30萬元，原因是對重點關注人員的異常行為監督不力，導致員工挪用客戶資金。雖然監管并未披露案件詳情，但從處罰案由來看，這是一起典型的道德風險。而在最近幾年發生的案件，以及監管處罰案例中，類似情況已經屢見不鮮。

“不能說銀行的風險都與員工道德風險有關，但道德風險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風險因素。”某上市銀行人士說，員工熟悉銀行內部業務標準、流程，以及存在的疏漏，沒有內部員工參與，一些重大風險案件，單靠外部人員不可能完成。

游離于體系外的暗道

與單純的市場、操作風險不同，由于游離于業務體系和業務流程之外，道德風險更加難以防范。

“產生道德風險的業務，很多都在管理和業務流程體系之外，銀行的業務體系根本就不知道。”上述某西部銀行高層說，按照正常的流程監督檢查，隱藏的問題根本就查不出來，這也是道德隱患容易引發重大風險的原因所在。

員工道德風險的隱蔽性，為已經屢見不鮮的理財“飛單”所證實。2016年，民生銀行北京航天橋支行發生原行長張穎等人騙取客戶理財資金案件，金額達到16.5億元，事后排查發現，在此過程中，張穎使用了偽造的理財合同和銀行印章，理財到期無法兌付，張穎等人的行為才敗露。

類似案例屢見不鮮。銀監會2017年初公布的一份處罰決定顯示，某股份行天津一家支行多名員工，因私自銷售非該行天津分行發售或代理的產品，被禁止從業一年到終身禁止銀行從業。而2012年爆發的首個理財“飛單”事件，也是由銀行員工未經許可銷售私募產品所引發。直到投資者維權，該行違規銷售理財的行為才暴露。

一些外部人員、企業騙貸成功，也有銀行“內鬼”的協助、合謀。根據媒體報道，某國有大行四川一家支行的經理王某，不僅伙同企業法定代表人編造虛假資料和電子銀行承兌匯票，向銀行申請小企業票據質押貸款，還以職務之便盜用他人工號和密碼進行審查、審批，通過電子銀行承兌匯票質押騙貸，合計金額近9000萬元。

上述華南某股份行人士也認為，支行作為基層網點，沒有大額資金劃撥、發行理財產品的權限，必須經過分行甚至總行審核。從涉案金額來看，郵儲銀行爆發風險的票據、理財業務，必須經過分行甚至總行審批，如果非法套取票據貼現資金在前，不可能通過審核，且套取貼現資金還會提前暴露。因此，涉案人員極有可能利用了外部通道，總、分行事先并不知情。

“內部人員熟悉銀行業務流程和漏洞所在，知道怎么利用這些漏洞，又有職務之便，作案手法一般都很隱蔽。道德風險也不是一個人的事，而是全行的事。”上述某西部銀行高層說，不能只靠業務體系內防范道德風險。為了全面防范員工道德風險，該行每個季度都會按總行、分行、支行的順序，對所有業務人員的道德風險進行排查。

內控失守

道德風險的發生，往往伴隨著內控漏洞的出現。銀監會最新通報的幾起大案，都不同程度存在類似問題。

上述華南股份行人士分析，郵儲銀行文昌路支行的案件，可能是套取的票據資金被挪用后，出現了很大的窟窿無法補上，于是鋌而走險，利用自身工作之便，私刻公章、偽造合同，以分行名義發行同業理財，發生了第二次挪用。

根據業內人士介紹，通常情況下，票面金額達79億元的業務，分行無權辦理，發行同業理財時，涉及流程很多，要取得分行、總行的審批、授權，購買方也要進行盡職調查，事后還要對資金、賬戶等進行監控，只要其中一個流程盡職盡責，資金就不會被挪用，甚至根本不可能完成理財的發行。

業內人士稱，案件在核查時被發現，說明貼現應該經過了業務流程，如果資金使用監督嚴格，一旦發生異動，很快就會被發覺。但包括后來的發行理財產品，相關銀行在所有環節都未能發現問題，暴露出嚴重的內控漏洞。

更為嚴重的則可能是違規操作。上述華南股份行人士說，上述情況的出現，也是票據市場以前普遍存在的問題，以票據發行同業理財，通常只需列出資金用途、基礎資產清單。主要的風控措施，就是要求發行方或第三方出具保函，甚至可能連保函也不需要。

“明明知道不能買，偏偏還要去買。”上述華南股份行人士說，郵儲銀行的案件，不僅是該行內控存在疏漏，理財購買方也明顯違規操作，銀行提供擔保是違反規定的行為；而表面上的購買方，可能只是通道，各個環節的內控都有可能失守了。

銀監會也指出，郵儲銀行案件中相關銀行內控管理缺失，案發機構崗位制約機制失衡，印章、合同、賬戶、營業場所等管理混亂，大額異常交易監測失效；嚴重違規經營，涉案機構“肆意妄為”，不具非標理財投資資質，并違規接受第三方金融機構擔保，違規簽訂回購條款、“倒打款”甚至“不見票”“不背書”開展票據交易，項目投前調查不盡職、投后檢查不到位。

近期遭到銀監會處罰的其他幾起案件，也存在內控失效。銀監會明確表示，橫跨河南、陜西兩省的“假黃金”騙貸案，貸款“三查”形同虛設，貸前調查不盡職、審查不嚴格、貸后管理缺位；對于浦發銀行成都分行違規放貸，銀監會也給出了內控嚴重失效、合規意識淡薄的定性。

“那么多黃金抵押貸款，一開始就該在真實性上引起重視。”上述某西部銀行高層說，盡管黃金質押融資是成熟業務，騙貸企業造假技術比較先進，也不便進行破壞性試驗，但此事不合理之處很多：第一，只要調查其產量便可得知其真偽；第二，如果需要資金，作為上海黃金交易所會員，交割實物便可獲得更多現金流；第三，企業使用上海黃金交易所會員名義，只要一經查詢真偽立知。

銀行同業業務中存在的上述問題，各地監管部門的處罰決定多有涉及。天津、廈門銀監局近期公布的處罰決定顯示，由于在同業投資中，接受第三方金融機構信用擔保，或未對融資項目資金需求的合理性嚴格審查、有效監控資金用途，多名個人和銀行受到監管警告、罰款的處罰。

福建銀監局2月9日公布了四起處罰決定，對林憲、林宜健、賴添華、劉金球等四人，分別作出警告、罰款20萬元至200萬元不等的處罰，處罰原因皆為對廣發銀行福州分行同業投資業務存在重大內控缺陷負有直接責任。

制約失衡

已有業務規則卻不遵守，有合規要求卻疏于執行，這或許是銀行大案暴露出的深層次內控問題。

“無論是道德風險，還是操作風險，首先是規則有漏洞，或者有章不循，才會讓人有機可乘。”上述某華南股份行人士說，對于容易產生風險的業務環節，必須要完善內部管理制度，形成激勵機制與懲罰制度的平衡，業務崗位要互相制約。但在操作中，銀行很多很好的制度，卻未能得到較好的遵守。

“各個銀行的業務，貸前調查、貸中管理，都有一套自己的標準，只有符合準入的才能做。”華東地區某股份制銀行人士說，從貸前的企業經營、負債、現金流、償債來源，到貸中的資金、賬戶監控、企業內外部環境變化，以及輿論監測，各家銀行都形成了成熟的風控模式。人為因素導致風險發生，很大程度上就是沒有嚴格遵守業務規則。

這些問題在監管通報的幾起大案中，均有不同程度體現。銀監會稱，郵儲銀行案件的案發機構崗位制約機制失衡，而假黃金騙貸案的部分機構，業務辦理有章不循、違規操作，部分機構違規開展業務審批，重要崗位未形成有效制約，內控審計作用缺失，相關機構業務開展盲目激進，過度追求業務規模和速度；浦發銀行成都分行在內控失效的情況下，片面追求業務規模的超高速發展，過度追求業績考核在總行的排名。

“管理上有漏洞，或者無法、難以防范的人為風險，就要在考核上進行要求，并加以防范，才會起到作用。”上述華南股份行人士說，只要嚴格遵守業務規則，管理輔以“嚴刑峻法”，很多人為風險都能得到有效控制。